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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. 首頁 中國改革論壇網 論壇網-專家觀點 專家綜合

              中國對外開放“四性”論——改革開放45年個人親歷的幾點體會

              時間:2024-01-14 09:48 來源: 學術界雜志社

              微信圖片_20240114094745

              常修澤教授

              摘 要

              中國的對外開放具有四個方面的特性。第一是地域上的協調性,這既與對國內政治形勢的把握有關,也有實施國際戰略的考量。第二是開放對象上的全球性,即中國的開放范圍是全方位的,也是有針對性的。第三是對改革進程的倒逼性,我們要學會利用對外開放的倒逼性推進自身改革的進程。第四是開放的遞進性,一方面表現在由“五個流”的政策性開放向“制度型開放”遞進,另一方面表現在制度型開放本身也有一個遞進的過程。

              閱 讀 導 引

              一、國內開放地域的“協調性”

              二、對外開放對象的“全球性”

              三、開放對改革的“倒逼性”

              四、對外開放的“遞進性”

              在改革開放40周年時,筆者曾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,發表了《中國改革40年若干規律性問題認識》一文?,F在,筆者結合自己的學術探討實踐,再談幾點有關中國對外開放特性的體會。

               一、國內開放地域的“協調性”

              我國陸地面積約960萬平方公里,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,各有特色,而且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,一直致力于構建多民族命運共同體。在對外開放中,怎么協調地區之間的關系?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戰略問題,而且還要有政治方面對國家安全穩定的考量。

             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,國家率先實行“沿海開放”戰略,包括創辦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,這是正確的戰略抉擇,筆者也參與了其中的研究過程。1983年春,筆者到深圳調研期間,在對蛇口工業區的考察中發現:蛇口在政治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,在經濟運行模式上,則采取類似于香港的市場經濟模式,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模式相結合的一個試驗。隨后,筆者寫了一篇調查報告——《蛇口工業區開發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其啟示》,被《經濟日報》選為1984年“莫干山會議”重點刊發的論文之一。也正是在1984年這次“莫干山會議”上,筆者和“對外開放組”的朋友一起,提出了“沿海開放先導論”和“開放倒逼改革論”??傊?,沿海開放無疑是開放的重點,也是開放的必然的過程。但此后在對西部地區的調查中,筆者認識到問題的復雜性。復雜性在哪里?源于在調查研究中得出的新看法:如果單純實行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戰略,有可能形成外向型的沿海經濟和內向型的內地經濟不協調的局面。這不僅在經濟上,而且在政治上、地域上會產生不良后果。為了避免由于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而可能使中國陷入新的“二元經濟結構”的境地,筆者和戈曉宇在1988年提出了“四沿(沿海、沿江、沿邊、沿線)——滲透型”開放戰略。1988年5月,新華社《瞭望》周刊對這一戰略的要點進行了報道,并在編者按語中指出:四沿開放戰略,“對中央的沿海開放戰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意見”。當年《改革與戰略》雜志也刊發了反映這一戰略構想的文章《論“四沿——滲透型”開放戰略》。而后,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報告正式寫入了“東部沿海地區要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”“擴大開放沿邊地區”“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”的戰略,并一直施行。2018年12月,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,習近平總書記指出:“40年來,我們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,大膽地試、勇敢地改,……從興辦深圳等經濟特區、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、共建‘一帶一路’、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、謀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、成功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,……使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征、最壯麗的氣象”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談到“四沿”時,為什么把“沿邊”放在“沿江”前面?筆者思考,這里的戰略考慮,一則與國內政治形勢有關。“沿邊”,主要聚焦于西北、西南和東北地區。主要問題是,東西之間、南北之間的地區發展分化有所凸顯。沿海沿江地區創新要素快速聚集,而西北、西南和東北的“沿邊”地區發展相對滯后,甚至其部分地區面臨較大困難。而這些地區又是少數民族聚集地區,“穩邊”問題突出,需要有相應的“治邊”方略。二是與國際大戰略也有關系。中國陸地邊界線2.28萬公里,毗鄰14個國家,包括朝鮮、俄羅斯、蒙古、哈薩克斯坦、吉爾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尼泊爾、不丹、緬甸、老撾和越南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,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極其重要。中國的外交戰略格局——“周邊是首要”一語,點出了問題的關鍵。再說,為什么把“沿江”放在“沿邊”后面?有什么戰略考慮?沿江地區這一帶有什么新情況?其實,在沿江經濟帶中,除上游云南、貴州等地之外,總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,本身就屬于發達地區,但這并不意味著忽視長江經濟帶,下一步還要繼續推進其高質量發展。

              總之,中央新提的“四沿”戰略,涉及地域的“協調性”問題,值得大家一起深悟。

               二、對外開放對象的“全球性”

              中國對外開放的基調是全球化和多邊主義。筆者在2015年出版的《人本型結構論》一書中指出:“一帶一路”實質是“順應世界多極化、經濟全球化、文化多樣化、社會信息化的潮流”。

              同時,在書中特別寫道,“對‘一帶一路’的理解,筆者有‘四個不只’:第一,從歷史淵源來說,‘一帶一路’不只是中國人的創造,而是亞歐人民共同的創造;第二,從路線來說,‘一帶一路’不只是一條線,而是多條線,往北、往南、往西、往東;第三,從目的地來說,不光是亞洲,還到非洲、歐洲、澳洲;第四,從活動內容來說,不只是做貿易,而且包括人文社會的交流??傊?,它不是中國一國的‘獨唱’”。

              很有意思的是,這里講了“往北、往南、往西、往東”全方位開放,涉及中國對外開放對象的“全球性”問題。從中國東西南北四個對外開放范圍來說,既是全方位的,也是有針對性的。

              向東——主要對著日本主導的《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》(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CPTPP)成員國,以及美國這樣的太平洋沿岸國家,還包括其他“海上絲綢之路”沿線國家。

              向西——主要對著“陸上絲綢之路”沿線國家(上海合作組織成員),進而推進到西亞和歐洲。

              向南——主要針對“海上絲綢之路”沿線國家,特別是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》(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,RCEP)成員國以及非洲國家等。

              向北——2023年9月7日,中央領導在黑龍江召開的東北振興座談會上,提出了“向北開放”。這是國家基于國內外形勢新變化而作出的新的戰略部署。

              如何抓住有利時機推動向北開放?在“2018東北振興論壇——改革開放40周年與東北振興”會議上,筆者針對東北提出過幾條建議。2023年9月25日,在“2023中國企業家太陽島年會”上,筆者又提出了《關于黑龍江省暨哈爾濱向北開放的八條建議》。這里一并作出總結:

              (1)在新的形勢下,東北可提出建設“中國向北開放的新高地”的戰略。其中,東北四個大城市——哈爾濱、長春、沈陽、大連可定位為“中國向北開放新高地的先行區”。

              (2)完善東北“三橫三縱”的骨架通道,與“三橫三縱”銜接,還應重點拓展沿邊口岸。

              (3)研究建設綏芬河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(海參崴)的“同軌鐵路”,以便更好發揮后者的內貿轉口基地作用。(4)建議吉林向國家申請并經國際磋商,打通圖們江“出???rdquo;。根據歷史上的條約,中國是具有“圖們江口出海權”的,現在是爭取利用這個出??诘臅r機了。(5)欲打造東北向北開放新高地,必須同時打造東北“要素流動新洼地”。這兩者是一體的。首先在國內,進而在國際上,形成資本、土地(包括地上下資源)、勞動力、技術、管理、數據等各種要素向東北流動的“新洼地”,或者說成為要素流動的“樞紐地”。

              三、開放對改革的“倒逼性”

              (一)基于中國改革動力系統的研究:中國改革的兩種方式

              一種是“內源性改革”。比如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“大包干”,是誰發起了這一改革?不是自上而下推動的,而是18戶農民于1978年11月24日(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一個月)私下開會決定的結果。再如,20世紀70年代末,浙江溫州人冒著所謂“搞資本主義活動”的風險,“走街串巷經商”,奔向“市場”,是誰組織的?也是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。這些都是人民的創造。所以,筆者曾寫道:“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改革的總發動機”。領導改革的高明之處,在于“從群眾中來,集中智慧,再到群眾中去”。筆者把這種改革稱為“內源性改革”。中國改革要靠“內源性”,這是改革的第一動力。另外一種是“外源性改革”。改革開放45年以來,我們實際上已有過四次大的倒逼性改革。第一波:20世紀80年代初期,成立深圳等經濟特區。1984年春節前,鄧小平在深圳題詞:“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,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”。辦深圳經濟特區不只是創造深圳一市的輝煌,而是試圖“殺出一條血路來”,以開放倒逼整個國家改革。第二波:20世紀90年代初期,浦東開發開放。標志著倒逼性改革已經推進到長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一線。第三波:2001年,加入WTO(世界貿易組織)。WTO規則實質是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則。按照加入WTO的承諾及其規則,中國修改了3000多條法律法規,連帶出臺了一系列有力度的改革舉措,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波開放倒逼改革的浪潮。第四波:2018年中央提出“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”,同時提出更深刻的“制度型開放”。這應該是中國更高水平的開放。對于下一步“制度型開放”倒逼對象問題,筆者建議分成兩個層次來研究:在人民群眾(包括基層干部)當中,迄今仍然蘊藏著很大的改革主動性,他們是有“內源性”改革積極性的,對他們來講不好說“倒逼改革”的問題;但是,對于某些不思改革的利益相關方來講,確實有個“倒逼”的問題??傊?,筆者認為,在中國,內源性改革與倒逼性改革是同時存在的,我們應學會發揮這兩種改革動力的作用。(二)加入CPTPP:開放倒逼改革的新機遇2021年9月,中國政府已正式提出申請加入CPTPP。CPTPP的規則是一個國際經濟貿易的“黃金規則”“黃金標準”,從根本上來說,CPTPP的規則導向與中國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。正因為CPTPP的規則標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具有一致性,所以中國政府才提出加入的申請。遺憾的是,2023年7月16日,在CPTPP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,中國未能被批準加入。

              現在的問題是,在提出申請但未能“入群”后,是心灰氣餒,還是振作精神、積極努力?筆者建議,應該采取后者的態度,現在應提前模擬、推演加入CPTPP對中國國內的影響及相應的改革步驟,以切實推進上文所述的倒逼性改革。

              (三)倒逼改革的幾大方面

              CPTPP的文本,共30章,涉及投資等六大領域,它在一些新的領域和議題上制定了新的規則。分析其中條款,結合CPTPP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的情況及中國的現實,建議突出抓這樣幾個問題:

              1.關于國企改革,特別是某些補貼問題為什么應重視這個呢?因為CPTPP對國有企業制定了一些新的規則,如:加強信息透明度,提供對企業非商業援助程度的信息;政府對國有企業提供的非商業援助,不得損害其他成員及其產業的利益。所謂“非商業援助”主要指針對國有企業的補貼。CPTPP這方面的規則與WTO的《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》(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)相比,約束的范圍更大(其第七次會議特別提到“某些行業補貼”問題),這就需要加快現有的國有企業改革。2.關于市場準入、公平競爭的隱性壁壘問題CPTPP要求規范競爭條件和手段,減少市場壁壘,使成員企業處于平等競爭地位。對外資來說,中國現在仍存在比較復雜的行政審批流程,反映了營商環境存在的問題。在這個方面我國改革尚需加快進程,按照“競爭中性”的原則,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(包括國際化的營商環境)。3.保護知識產權問題CPTPP對知識產權的規定大幅超越WTO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》(Agreement on Trade-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)的范圍和水平。如: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;延長知識產權保護期。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,特別是對國內國外要一視同仁。

              此外,還有勞工權益問題、環境保護等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存在改革的空間。我們要學會利用對外開放的倒逼性推進改革進程。

                 四、對外開放的“遞進性”

              中國的體制改革,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,沒有采取國際上所說的“激進主義的大爆炸”模式,而是采取一種“漸進式”方式。這樣做,雖然在推進過程中兩種體制博弈的時間比較長,而且潛藏著“復歸”的可能性,但是,總的來說,“漸進式”改革是值得肯定的。那么,中國的對外開放如何呢?這里筆者提出一個“遞進性”命題。

              (一)由“五個流”的政策性開放,向“制度型開放”遞進

              前些年,我們國家主要進行的是“五個流開放”,即商品流、資金流、人才流、技術流、信息流的開放。45年來,在商品流通、資金流動、人才交流、技術交流和信息交流等方面,都取得了很大成績。“五個流”除人才以外,都有物質承擔者,人才也有實體承擔者。但從機制角度研究,前些年這“五個流”開放的層面,尚屬于“政策性開放”。

              現在需要研究的是,這“五個流”的“政策性開放”潛力挖盡了沒有?筆者認為,潛力仍未挖盡,還要繼續“挖”。與此同時,“邊挖邊升”,由“政策性開放”向“制度型開放”提升。這是新階段對外開放的主要著力點。

              (二)制度型開放,本身也有一個遞進的過程 “制度型開放”的內涵是什么?實際涉及的是當今世界在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一系列“規則、規制、管理、標準”等。這是當代人類的共同文明、“黃金規范”。而對于我國來說,能將開放“一步到位”嗎?客觀說,不能,必然有個“遞進性”的過程。這種“遞進性”,一方面表現在“橫向”上,在相關領域的廣度方面,“逐步擴大”;另一方面表現在“縱向”上,在瞄準國際通行的“規則、規制、管理、標準等制度型開放”的高度方面,“逐步提升”。有個現實的例子:現在海南正在建設自由貿易港,筆者總的觀點是,視野要開闊,不應僅僅著眼于海南島這個小格局,應該從整個中國乃至于全世界這個大格局來把握。撇開政治層面,僅從經濟角度而言,海南自貿港的發展應該借鑒香港市場經濟的一些做法和經驗,實行類似香港自貿港的管理模式。拿海南2025年“封關運作”一事來說,是要“一線放開、二線管住”的,問題是“二線”應設在哪里?現在似乎“二線”要在海南島本身,而且據悉已經或即將在海南建設若干“二線”監管大樓,即把“島”封起來。理想格局應該是這樣的嗎?當然,“一線放開、二線管住”是新生事物,在內地實施沒有經驗,可以試。但是從學習香港自由貿易的管理模式來說,“二線”問題需要研究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海南自貿港學香港,是否也有個“遞進性”過程,逐步提升呢?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,內容極其豐富,上文僅僅是結合自己的學術實踐,談了個人的幾點體會。望與學術界研究改革開放的同仁切磋、交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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